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10月30日，电影《失孤》原型案二审维持原判。这两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对寻亲群体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一些被拐家庭在经历了与孩子相认的喜悦后，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例如，“梅姨案”中的欧阳佳豪被拐时仅3岁，与父亲相认时已22岁，19年的分离使父子间缺乏共同话题；钟彬认亲后，未给亲生父母留下联系方式；同案的礼礼回家3年，很少叫“爸爸”“妈妈”。孩子失而复得后，要真正融入原生家庭、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并不容易。

有些被拐儿童认亲后得知家庭遭遇一系列变故，自己已经“无家可归”。如杨妞花5岁时被拐卖，父亲因自责开始酗酒，母亲因思念逐渐精神失常。1997年，父亲去世；一年后，母亲也郁郁而终。

“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表示，儿童拐卖是幸福家庭的天敌，每一个寻亲家庭都是一部血泪史。好不容易找回的孩子，在新家庭环境中成长，形成了对收养家庭的身份认同，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时，需要重新建立对原生家庭的身份认同，这一过程往往充满困惑和矛盾，一些孩子会在两个家庭的情感拉扯中感到迷茫和痛苦，自我定位失调。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未成年人检察项目督导叶朕注意到，被拐卖儿童面临的第一个威胁是生存权。由于不是购买方的亲生骨肉等原因，一些被拐卖儿童缺乏食物、良好的住所、及时的医疗等基本的生存保障，还容易衍生出家暴、虐待等问题。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被作为商品对待，发展权和参与权被忽视，直观表现在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不被尊重个人看法等。

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被拐卖儿童面临生长发育受阻、身体素质差等身体创伤以及出现抑郁症等心理创伤。这些创伤严重影响被拐卖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比如缺乏教育经历影响到就业、不完整的人格容易走向违法犯罪等。

对于拐卖犯罪中的被害人及其家庭，司法救助可以提供帮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认为，一些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庭可以申请国家救助。在打拐案件中，社会救助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可以相互协助。然而，关于事后救助，目前法律规定还不健全，建议在刑诉法中完善国家救助制度。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运瑞建议，司法机关应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及民间组织的合作，共同构建完善的救助机制。要加强受害者的心理康复治疗，在生活上对其进行帮助，使其顺利融入社会生活。司法机关应对受害者进行定期回访，及时掌握他们的生活现状，出现问题即时给予帮助。他还提出，建立被拐儿童安置中心，为解救后的儿童提供住宿等服务，直到他们与家人团聚；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志愿者帮助受害者敞开心扉，更好地学会与人交往。安置中心还可为受害者提供知识、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针对被拐儿童解救后的康复问题，专家表示，少年儿童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不可分离。如果孩子被拐，依恋关系受挫，成功解救后或许会产生很多“不良反应”，如不信任他人，难以接受爱或爱他人，较难形成良好的交往能力。因此，家长不能急于求成，可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帮助孩子弥补被拐卖甚至与“养父母”分离的创伤，恢复正常的与亲生父母的依恋关系。

叶朕认为，社区、学校、家庭在儿童保护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日常教育，让孩子熟记家庭地址、父母的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教育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学会在遇到危险时寻求帮助，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学校应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与家长保持紧密沟通，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安全。社区居民应提高对儿童安全的重视程度和防范意识。社区、学校、家庭应加强沟通，以合作的形式共同开展儿童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