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周一 (14 日) 揭晓，由 3 名美国经济学家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 共同获奖，主要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专家更认为他们的获奖有着重大隐喻。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今年获奖的三名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 Jakob Svensson 说：「缩小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获奖者证明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中国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今 (15) 日撰文表示，Acemoglu 和他的合作者 Robinson 的观点是明确的，也就是国家成败主要由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气候等因素。

对于「新教伦理导致国家富强」这一广为人知的文化决定论，Acemoglu 就用中国发展进行反驳。同样地，地理决定论也难以成立，世界上许多纬度相近的地区，其发展水平也差异悬殊。

在 Acemoglu 和 Robinson 看来，制度才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还是包容型制度，前者在经济上主要以垄断、特许、市场规制等手段掠夺生产者资源。相对而言，包容型制度则重视大多数人的参与，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

一直以来，Acemoglu 使用「包容—攫取」的二元制度及其动态转变讨论了玛雅文明的兴衰、罗马共和国到帝国的演变、威尼斯的由盛转衰。这套理论便可系统地解释国家兴衰与贫富的成因，因为这些理论都散落在 Acemoglu 的大量论文中，他系统性地整理这些思想，跟 Robinson 合作还无意中出了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吴晓波还指出，当物理奖和化学奖接连颁发给与 AI 相关的研究时，有人曾猜测今年经济学奖会不会也授予将机器学习引入计量经济学的先锋人物如苏珊 · 艾西和维克托 · 切尔诺祖科夫，即便颁奖词中未直接提到 AI，但三位获奖者研究与当今 AI 广泛应用现状有着深刻关联和启示。AI 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Acemoglu 在论文中体现的主要观点为，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带来普遍的繁荣，以工业革命为例，虽然生产力显着提升，但工人待遇未随之改善，反而工作条件恶化。直到工会兴起和政策改革后，工人的生活才逐步改善。

换言之，技术进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必是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关键还在制度。

在 Acemoglu 和 Johnson 合着、去年才出版的《权力与进步》一书中，Acemoglu 呼吁在设计新技术时应关注「机器的有用性」，即技术应旨在增强人类能力，而非取代人类。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往届相比，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Acemoglu 等人获奖可谓实至名归。他们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制度对国家兴衰的重要影响，也为应对当今技术变革提供宝贵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会以此奖项提醒人们，技术变革无法自动带来繁荣，唯有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才能让社会向着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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